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红军将领的广元女儿

时间:2017/9/10 19:29:24   作者:管理员   来源:http://www.haoguangdong.net   阅读:1647   评论:0
内容摘要:  1933年4月的一天,川北旺苍县白水乡来了红军。那天正逢白水赶集,年仅13岁的侯敏去集市换盐巴。刚走到场上,她便发现不远处,有几个剪着齐耳短发、打着绑腿的女红军,正对着人群大声地讲着什么。侯敏凑了过去一看,原来她们正在动员人们参军。  “乡亲们,红军是咱们穷人自己的队伍,是带...

  1933年4月的一天,川北旺苍县白水乡来了红军。那天正逢白水赶集,年仅13岁的侯敏去集市换盐巴。刚走到场上,她便发现不远处,有几个剪着齐耳短发、打着绑腿的女红军,正对着人群大声地讲着什么。侯敏凑了过去一看,原来她们正在动员人们参军。

  “乡亲们,红军是咱们穷人自己的队伍,是带领穷人翻身做主的军队。”穷苦出身的侯敏被红军的话打动了,她鼓起勇气问:“女子也能当兵吗?”女红军说:“当然行啦!我们不是姐妹吗?”侯敏怯生生地问:“你们能不能收下我呀?”女红军打量了侯敏一眼,问:“你几岁啦?”当时刚满13岁的侯敏一下子给自己“长”了两岁,高声回答:“15岁啦!”那位红军又说:“当红军可是要走路的哟,你走得动吗?”侯敏挺起胸膛回答:“走路怕什么?别说走路,干什么我都行!”就这样,侯敏成了红四方面军三十一军的一名战士,成了所在部队年纪最小的女兵。

  由于必须立即随部队出发,无法与家里联系,出来换盐巴的侯敏便从此踏上了征程。事后侯敏才知道,那天晚上,父母未见她回家,十分着急,发动亲友到处寻找,整整找了一个星期,家里人都认为她被土匪捉去了。4年后,侯敏在延安给家里写了信,父母方知女儿参加了红军。

  参加红军后,侯敏先是任三十一军宣传队员,不久升任班长。每到一地,她就和姐妹们深入百姓家里宣传打土豪、分田地等道理,并四处张贴宣传标语。

  不久,侯敏转入后勤队,负责运送伤病员和给养。由于女战士们年龄小,个头矮,有时抬不动担架,急得掉眼泪。每当这时,伤病员便挣扎着起来,安慰她们说:“没关系,我们可以自己走。”侯敏和姐妹们一听就更急了,赶紧按住伤员,说:“别动!别动!我们能行!”于是,姑娘们咬紧牙关,硬是抬起担架走。侯敏的肩膀常常是又红又肿,晚上痛得连觉都睡不着。

  1936年初春,红军开始翻越党岭雪山。党岭山主峰海拔5000米,山顶终年积雪,雪崩不断,老百姓称其“鬼门关”。山道一边是松软的雪岩,一边是陡峭的雪壁,路上堆着积雪,一不小心就会摔下山谷。侯敏穿着单衣,冻得浑身哆嗦,双脚被冰碴划得鲜血直流,一手撑木棍,一手拉着前面战友的衣襟往上爬。晚上,大家在稍微避风的山崖下宿营,互相抱着取暖。第二天早上,部队要出发了,侯敏看见一床被单下还躺着几个人,便喊他们起来,可揭开被单一看,他们已全部停止了呼吸。

  1936年冬,红四方面军主力西渡黄河,侯敏所在的后勤队本已经上了渡船,后因情况变化,又临时下船。结果,渡过黄河的2万余名红军在祁连山陷入绝境,只有几百人活着回到陕北。侯敏又一次与死神擦身而过。

  1937年,侯敏加入中国党,后任延安八路军总医院卫生班长、,山东胶东西海军区八路军医院军医。

  1938年,经人介绍,侯敏认识了在平型关战役中负伤住院的八路军干部杨家华,两人结为伴侣。杨家华是江西人,1933年加入红军。夫妻俩先后养育了7个孩子。

  新婚的第二天,杨家华即奔赴前线。两人婚后第一次重逢是在莱芜王庄车站,当时八路军和日军正在车站激战。在这次战斗中,敌人的打中了侯敏的左脚踝,骨头都露出来了,鲜血直流。因为当时侯敏怀有5个月身孕,不能背,杨家华就抱着妻子走了很长一段路,才找到了游击队。

  孩子才3个月,部队又要出发。有一次,他们准备冲破日军封锁线时,孩子却哭个不停。侯敏当时已没有奶水了,便喂水给她喝,可是孩子越哭越响。杨家华低声说:“如果再哭,就只能掐死孩子了,不然会连累战友们的。”侯敏抬头看了丈夫一眼,又低头亲了亲孩子,哽咽着说:“要掐你掐吧,我当母亲的下不了这手。”说罢,把孩子送到丈夫的手上。就在杨家华解开衣扣,把孩子贴到胸口的时候,孩子的哭声戛然而止。原来,孩子是被冻得受不了,才哭个不停的,在父亲温暖的怀抱里,小家伙睡着了。

  全国解放后,杨家华任福州军区后勤部副政委﹙正军职﹚,2004年9月10在福州病逝,享年88岁。侯敏先后荣获八一勋章、二级红星功勋荣誉章,1982年离休,被定为正师职,2008年1月10日逝世,享年88岁。

  曲飞8岁那年,两个哥哥在家乡与中员黄天民一起发动农民,不幸被团总杀害,父亲因是“通匪”家属也被抓去坐牢。母亲听闻噩耗,当场昏死过去,不久便离开了人世。

  10岁那年,曲飞被卖给东溪场刘寡妇当了童养媳,平时干着繁重的家务活,稍不如意,刘寡妇就用黄荆条抽得她伤痕累累。

  红军来了刘寡妇也跑了,硬叫曲飞留下给她守家。曲飞心里真有些害怕。战斗激烈的时候,她就躲进水缸里,上面用簸箕盖住。

  听闻外面的枪声渐渐稀疏了,曲飞便准备从水缸里钻出来。谁知刚一露头,屋外又传来脚步声和说话声,她又赶紧蹲到缸里。

  忽然,盖缸簸箕被拉开了,曲飞吓得“啊”地叫出声来。揭缸盖的是个年轻战士,穿着土布军装,帽子上还缀着一颗红五星。他用惊异的眼光瞅着她:“咦,这小姑娘蹲到缸里干什么?”很快,他似乎明白了,伸手把她抱了出来。

  曲飞出了水缸才发现,旁边放着一担水,还围着三四个穿着同样服装的战士,有的背着枪,有的拿着扫帚、筐子,全是笑呵呵的。原来,他们来是帮家里挑水扫院子的。

  红军待人是那样的亲热、和蔼,尽管他们讲的那些道理曲飞不全懂,但是,她开始明白红军是好人,他们讲的正是她心里想说的话。

  红军打开了地主的仓库,把粮食和衣物分给穷人。大伙儿背着粮食,捧着衣物,高兴得奔走相告,都说党领导的菩萨兵来了,穷人真的要翻身得解放了。

  那些日子,曲飞高兴极了,整天跟在红军后面,有说有笑,又蹦又跳,帮助搞宣传。可是,她一想到刘寡妇那张冰冷阴沉的脸,就不寒而栗,于是拿定主意要当红军。

  但是,红军嫌曲飞年纪小,曲飞磨破了嘴皮子,负责登记报名的红军就是不松口。他总是拿那句话安慰曲飞:“小妹妹,别着急,再过几年保险收你!”

  时任青钢乡人民政府妇女主任,后来成为董必武夫人的何莲芝了解曲飞身世后,见她机灵活泼,便让她加入乡儿童团并任团长。同年,曲飞加入中国主义青年团,后任巴中道法庭看守队队长。

  一天,曲飞和一个小伙伴在路口放哨,忽听“嗒嗒”的马蹄声由远及近,跑在最前面的马背上,是一位30多岁、宽脸庞、高个子的红军指挥官。

  听说要看路条,那位高个子红军“嘿嘿”一笑,和气地对他俩说:“哎呀,小鬼!今天走得急了,没来得及到苏维埃开路条。下次补上行不行?”

  王树声以商量的口吻说:“小鬼,这么办行不行,我们留下一个同志在这里,你们派一个跟我去。要是假的,你们可以把我拖回来。”

  曲飞这才赞同地点了点头。王树声把她抱上了马背,一路上亲切地向她问这问那,不知不觉就到了前线指挥部。

  1935年春天,红四方面军连续取得了广昭战役、陕南战役和强渡嘉陵江战役的胜利,曲飞和儿童团的小伙伴们十分兴奋,成天敲锣打鼓,到处宣传前线的胜利。

  曲飞万万没有想到,当她和11位红小鬼在乡下搞完宣传,匆匆回到驻地时,红军大部队已不知去向。面对这种情况,有的人急得直跺脚,有的人急得掩面哭泣,还有的人提出来干脆散伙回家。最后,一位年龄大些的姐姐说:“沿着红军的去向追,追到天边,也要追上队伍。”

  11位小姐妹日夜兼程,一路西行,去追赶大部队。渴了喝口山泉水,饿了沿途讨点剩饭吃,晚上走到哪里就在哪里过夜,屋檐下、草场上、大树底下,随便找个地方背靠背地挤在一起,就沉沉地睡过去了。

  从川北找到川西,处境也越来越艰难,红小鬼们在农民家里找不到吃的,就想出了“吃大户”的法子。她们假装愿意给大户人家打短工,等吃饱喝足之后便瞅准机会逃走。依靠这一“巧计”,她们度过了最艰难的时光。曲飞和小姐妹们从剑阁、江油、中坝、北川、茂县等地一路追寻,她们躲过了豺狼、野牛的袭击,摆脱了人贩子的拐骗,战胜了疾病、饥饿等种种难以想像的困难,历时3个多月,行程1000多公里,终于在草地边缘追上了队伍。

  抗日战争时期,曲飞先后做过,当过妇女委员长,搞过后勤工作。1937年加入中国党。1938年经组织介绍与老红军徐其海结为夫妻。

  徐其海是安徽省金寨县人,1928年参加红军,先后任红三十一军九十一师参谋长,八路军三五九旅七一八团参谋长,第四野战军四十五军一八五师副师长,志愿军四十六军副军长,解放军体育学院院长,广西军区副司令员,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。1984年8月24日,他因病在北京逝世,享年72岁。

  曲飞与徐其海先后生育了7个孩子,大女儿徐莎萍1939年一出生就被送给了延安老乡,直到解放后才由组织派人找回。

  1946年农历十月初八,夫妻俩由延安出发至承德,途经河北兴隆县雾灵山下梨树沟村时生下了四女儿﹙老五﹚,将其送给了梨树沟村农民高德林,取名高连香。

  同年10月的一天,养父高德林带高连香进京,在西郊民巷27号找到了生母,曲飞张开双臂一把将高连香搂入怀中,泪水滴湿了肩头,口中喃喃不停:“是我家人,是我闺女。”

  1966年盛夏,高连香带着3个月的女儿去北京看“红军姥姥”,当她“极其艰难”地说出不能离开养父、不能离开乡亲时,曲飞虽然心里有恋女之情,但还是支持女儿的决定,并说:“闺女的心情妈理解,别忘端过的百家碗、吃过的百家饭,不能忘了中华民族的根啊。”

  为答谢老区乡亲对女儿的养育之恩,曲飞决心为梨树沟村乡亲办点事。1972年春,曲飞得知梨树沟村遇上洪水,全村成了孤岛,便将积蓄的6000元寄给村里,建起了一座横跨东西的 “军民友谊桥”。

  1917年,何锐生于旺苍木门镇,因幼年家贫生活艰难,举家流落到陕西宁强县茅家坪沟。何锐6岁时,妹妹和母亲先后病亡,她13岁就做了别人家的童养媳,后不堪而去,以背柴卖草度日养家。

  1935年初春,红四方面军到达茅坪沟,18岁的何锐参加了红军,成为宁强县第一位参加红军的女性。离家时,何锐立下了“不成功不回家”的誓言。

  何锐原来的名字叫何桂枝,参军后,战友们将何桂枝叫成“何鬼子”和她开玩笑。何锐想,自己是红军战士,最恨的就是敌人鬼子,于是便将自己的名字改为何锐,她说这个“锐”字响亮、正直,符合她当军人的愿望和现实。

  在红军过草地时,何锐升任排长。在恶劣的自然环境和敌人追击中,她积极扶助伤病员,节食资助战友,顽强地越过巍巍昆仑,涉过邈邈草泽,被战友们誉为“军中女丈夫”。

  1939年7月1日,何锐光荣地加入中国党,同年,与八路军一二九师部部副部长袁克服结婚。袁克服是湖北红安县人,1929年3月参加游击队,次年转为党员,曾任鄂豫皖苏区少共省委、川陕苏区省委、红四方面军独立第一师师长、八路军一二九师部部副部长等职。

  婚后,组织上安排何锐进入抗日军政大学学习,她学习刻苦,成绩优良。次年在三八妇女节获中央妇委“乙等模范奖”。

  1943年,何锐调任中央卫生部门诊部商店主任。当时边区物资匮乏,她以1间破房15刀麻纸起家,不断拓展业务,积累资本,收入渐渐增至能供给门诊部200余人的办公杂支费用。商店经营刚有起色,不幸遭到水毁,于是她带领店员设摊摆点,努力恢复,甚至常常女扮男装深入关中及陇东“国统区”,独自赶牲口转运货物,不久便使该店成为当时延安出色的商店。为此,联防部授予她“乙等模范工作者”奖章,边区党报还刊登了她的事迹和照片。

  抗战胜利后,何锐任冀南军分区司令部四科副科长。1946年,她被调往东北。当时关外战事正紧,交通受阻,她女扮男装,绕道渤海到达战地,出任吉敦军分区管理股副股长。她带领大伙整顿治理,使股内管理混乱的局面迅速改观。

  1949年,解放大军南下,何锐任湖北野战医院副院长,她常常深入前沿阵地检查医疗救护,为改善病员条件做了大量工作。

  新中国成立后,袁克服任陕西军区政委。何锐调任直属疗养院副院长。1955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实行军衔制,袁克服被授予少将军衔,何锐被授予上校军衔。夫妻俩既是战友,又是生活伴侣,工作上相互勉励,共同进步,生活上相敬如宾、相互关爱,堪称模范家庭。夫妇共育有三子一女,后均成为军人。

  1942年5月,日军出动30000余兵力,对太行山抗日根据地实行“铁壁合围”,发动了围歼性的“总进攻”,妄图一举消灭八路军的首脑机关,摧毁八路军设在晋东南的兵工厂。由于寡不敌众,加之日军有飞机协同作战,晋东南兵工厂处于敌人的包围之中。厂长郝希英和时任妇女主任的妻子王志成带领工人艰难突围,许多没有及时转移的职工和百姓惨遭日军杀害。

  在仓促转移中,王志成与丈夫郝希英失散了,她背着刚出生一个月的儿子往一座山上跑,不幸被一股日军盯上了。敌人发现背着孩子的王志成没有携带武器,便狂叫着:“抓活的,抓活的!”“女八路,快投降吧!”强烈的颠簸和激烈的枪声吓得孩子哇哇大哭,王志成咬紧牙关,任凭在身边嗖嗖乱飞,拼命往山顶上爬。日军的枪声越来越激烈,脚步声越来越近,王志成抱着宁死不当俘虏的决心,背着儿子来到了山顶。前面是数十丈高的悬崖,后面有穷凶极恶的追兵。“儿子,跟妈妈死在一起吧!”王志成豁出去了,她把儿子紧紧抱在怀里,纵身一跃跳下了山崖。

  王志成跳崖后,摔在石头上昏死过去,后来,兵工厂的同事到山沟里寻找埋藏的账本,发现血肉模糊的王志成还有一丝气息。他们连忙找来担架,将她抬了回去。经医生检查诊断,王志成右手臂、右腿和脚趾都摔断了,头被摔坏,脑神经、血管严重损伤。她躺在床上四五个月不能说话,一年之后才站立起来,从此落下了脑震荡后遗症。

  王志成是广元旺苍人。1933年,20岁的她加入红四方面军,跟着部队爬雪山,过草地,出生入死。她先后任红四方面军三十一军部干事,红一方面军后勤部妇女营班长、排长,延安、太行、太北高峪沟兵工厂群众工作员,延安温家沟兵工厂支委、妇女委员,鞍山保育院股长、副院长、院长等职务。

  正是在的道路上,王志成结识了延安兵工厂、厂长郝希英。两人情投意合,结为伴侣,先后养育了6个儿女。

  1943年,王志成生下了二儿子郝利明,之后便将其寄养在河南一个普通人家,5年后他们才得以相见。战争年代,王志成跟着丈夫南征北战,经常跟随部队转移,夫妻俩给每个儿女取的名字都是按出生地取名,如一个叫太南(太行山南),一个叫鞍山,一个叫钢铁,还有一个叫安东,含有纪念意义。

  新中国成立后,郝希英调任四川省机械工业厅副厅长兼厅党组,1966年去世,享年64岁。王志成也随丈夫来到四川,先后在省机械厅、物资厅工作,1982年2月离职休养。

  离休后,王志成并没有闲着,她还参加了老年大学。每次上课,她总是提早去,坐在最前排。因为努力和认真,她多次获得“优秀学员”的证书。

  在王志成几个儿女心中,母亲的性格要强,很坚忍。因为1942年的那次跳崖经历,王志成落下了脑震荡后遗症,常常三叉神经痛,有时候痛到呕吐。每次疼痛起来时,她就拿着大扫帚,到院子里去扫地,以此分散注意力,就这样坚持了一年又一年。

  2011年6月21日,享受副省级医疗待遇的王志成因病医治无效,在四川省医院逝世,享年98岁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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